那年我十三岁,妹妹九岁。堂屋里,父亲把一沓钱递给母亲,母亲仔细数着,仿佛每一张都能让她心安。外面,一辆黑色桑塔纳按响喇叭,妹妹光脚跑出去,脚底扎了玻璃却没有停下。母亲背着包,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门口,我紧握着妹妹的手,嗅到油味与泥土的混合气息。父亲在院子里点烟,火柴反复划了好几次才成功。
那晚,我在屋里听到外面摔了一只碗,碎片在地上跳动。妹妹靠在我身旁,额头烫得让我担忧。她低声说她不舒服,而我试着安慰她。外面母亲的声音尖锐刺耳,“郭永健,我受够了。”父亲沉默不语,我听到他抽烟的声音。妹妹又轻声哼了一声,我给她掖了掖被角,决定去卫生所。
母亲紧张地准备东西,仿佛置身事外。带着妹妹到卫生所的路上,我的心情沉重。医生认识父亲,询问父母的去向,我没有回答,只说他们在家。得到药后,我背着妹妹回去,家里依旧亮着灯,母亲正在收拾她要带的东西。
第二天早上,沈文杰的车停在院子里。母亲准备好后,父亲递给她一个鼓鼓的信封,里面是借来的钱。然而,母亲在接过时却没有答应。妹妹在一旁追着母亲,母亲却不顾她的呼喊,最终上了车。妹妹为了追母亲痛苦地呐喊,我把她抱住,努力安慰她,但一切已无法挽回。
父亲静静站在门口,看着她们远去,只剩下空空的纸袋和烟雾缭绕。随后,债主找上门来,父亲才告诉我,这笔钱是他借的。他以为金钱能留住母亲,却不知,母亲早已决定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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